责任和监督机制是权力合法公正行使、职责正确及时履行的保障。
他们原来单干时，每人每天可以赚到200元，同时每个人每天干活的成本（包括花费的力气、精神痛苦等）为150元。这是因为，对于任何给定的激励制度所带来的收益，不是会带给成员背约的激励，就是会带给领导者背约的激励。
这些人集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或大或小的团队，小的团队可能只包含两个人，大的团队则包括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因而领导人就只能努力造福国民。如果两人都不干活（都卸责），他们则既无收入也无成本，两人的净收入都为0元。工人懂得多生产并不能多得，因此就不会增加产量[3]45。那么如何纠正这个问题呢？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团队中的卸责问题可以通过设立监督者或监管专业工作者来解决，在企业中，最终的监督者则是企业的老板[2]67-69。
决策的执行过程也在全社会面前透明、公开，任何人都可以对之进行批评。沃尔沃总裁派尔·吉伦海默认为：除非领导者得到成员的尊敬，否则双方就会互相怀疑，从而无法合作。摘要: 乞讨问题最近在我国引发了新的讨论，触发点是许多城市新近采取的限制乞讨者活动范围的措施，比如在天桥下修建令人无法驻足的尖锐水泥结构，将车站附近的公共座椅用围栏圈起等。
国家因公共利益而生，人民的福祉是最高的法律，因此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被理解为信托人与受信托人之间的关系。注释:[1]［法］《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潘汉典译，载《环球法律评论》1981年第2期，第63～64页。15家族依附的现象在工业化国家的确已经消失，但公民对国家的依附却依然存在，个人在地球村内的自由迁徙对大多数人而言仍然只是一个梦想。这项原则不是直接用来衡量分配结果的，而是用来评估影响财富分配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
如果这些权利都得到了保障，出现的场景必然是儿童有学上，青壮年有工作干，老弱病残有依靠，中国城乡各地看不到乞讨者。个人的伦理选择，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建构和社会选择的结果。
在英国济贫法出现之前，教会和教区是济贫的主要行动者。公民的自由、平等、同胞情，是相互依存、相互强化、缺一不可的要素。同样，乞讨者的平等权诉求，也与其他劳动者的平等诉求相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种结合国家信托与社会信托，并按财产收益之用途设立多个信托关系的制度安排就十分必要。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2年第9期 进入专题： 乞讨 公民 共和主义 宪政 。为了保障信托目的的完满实现，防止利益冲突，要求受托人披露和公示财产，分清自己的和自己受托管理的财产，就十分必要了。就像一位法律史家在论述英国信托法的起源时所指出的那样：正如政府官员是纯粹为了人民的利益才被委以政治权力，信托人也是为了信托受益人的利益才被委以处置委托人财产的私权。他不是自己的财产——‘人是自己的财产是一个矛盾的说法。
如果不确定自己施舍给乞讨儿童是否会导致不良后果，何不同儿童聊几句？说不定能发现些蛛丝马迹，帮助解救被拐卖儿童呢。《宣言》第6条又进一步规定：法律是公共意志（la volonté général ）的表现。
一切公民在法律的眼中一律平等，都可以平等地按照其能力，并且除他们的品德与才能的差别外不问其他差别，担任一切高官、公共职位或者职务。做出这种法律概念区分的意义在于：将国家所有与全民所有混为一谈，已经导致国家权力的个别行使者以全民的名义谋取私利。
对fraternité的更好翻译是公民友爱或同胞情，它指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成员相互依靠、荣辱与共的情谊。只有当做好事得到众人嘉许而不是白眼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才会表现出利他主义的行为取向。将信托原理运用到我国公法领域的第一步，也是对现行政治结构冲击最小的一步，就是建立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三、济贫的伦理选择维度：在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间公民社会的友爱维度不是仅仅靠某个宪法条文或某种制度安排就能实现的，每一位公民的日常伦理选择和积极行动才是最终落实这一理念的着力点。9在其《法理学》（Rechtslehre）中，康德通过积极公民身份和消极公民身份这一对后来饱受批评的概念凸显了财产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关系。契约特性一方面在于信托关系的确立有赖于委托人与信托人的合意，另一方面则在于信托法的另一个起源是用于执行连续性合同关系的清账令状（writs of account）。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每个人都自种其因，自食其果。因为，只要他是一个人，他就是一个主体，一个可以拥有物的主体……同时是物和人，所有者和所有物，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老话说无恒产者无恒心，其实已经揭示了保障稳定生活所需的财产权与稳定的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2]Paul Spicker， 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The Policy Press， 2006， p. 85.[3]John Locke， Second Treatise on Government， in Peter Laslett （ed.），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67， p. 380.[4]James W. Ely， Jr.， The Guardian of Every Other Right：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Property Right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30.[5]Immanuel Kant， Gesammelte Schriften， Berlin und Leipzig： Walter de Gruyter， 1902， Vol. 27， p. 386.[6]同上，第602～604页。
有些人出于信念伦理而施予，比如佛教徒本着慈悲喜舍的心态，认为施舍行善本身就是积累善因的过程，不论施舍对象是真的一无所有还是以乞讨为业乃至骗取钱财。本文从我国宪法的共和主义立场出发，首先探讨了国家对乞讨公民所负有的积极义务，这种义务包括让乞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只有国家通过相应的制度化手段来供给衣食和栖身之所，乞丐才能保有其尊严和自主性。信托人在职务范围内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与他人交易时以所有权人的面目出现。美国建国初期的各州宪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洛克的自然权利理论。在另一个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将讨钱认定为受保护的言论（Schaumberg v. Citizen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 1980）。
而罗马共和主义传统和英国衡平法中发展出来的信托原理，却可以帮我们找出一套整合公民权的三个维度的可行方案。他认为，要行使充分的公民权，积极主动地参与公共事务，一个人必须拥有财产且经济独立，也就是享有他所说的公民人格。
5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维持生存所必需的财产，他就可能出卖自己，使自己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工具，从而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这有违基本的道德律。如果墙内之人直接施舍给他们，两者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卑躬屈膝。
……用以逐步代替源自‘家族各种权利义务上那种相互关系形式的……关系就是‘契约。乞讨者选择乞讨地点的自由必然会与其他公民不受干扰地享受餐饮、阅读、散步和遛狗的自由相冲突，也会与政府维持公共场所整洁、道路畅通、安全隐患最小化的公共目的相抵触。
由于信托人一方面以自己的名义占有、经营和处置委托人的财产，另一方面，他也有自己原有的财产，如果账目未加区分，或者混乱不明，不仅有损于受益人的利益，有时也不利于信托人自己。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有过无数次被乞丐讨钱的经历，面对这种情况，不同的人自然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在我国，让一个机构作为信托人来管理全国的公共财产显然不现实，而单纯由国家机构来充当信托人也很难防止利益冲突。我们目前对信托的主要理解，是认为它萌生于英美法系中，是与普通法并立的衡平法中的一项主要制度
在另一个判例中，美国最高法院将讨钱认定为受保护的言论（Schaumberg v. Citizens for a Better Environment， 1980）。同时，宪法第42条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宪法第46条规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要知道，管理国家有如信托，应该维护信托受益人的利益，而不是信托人的利益。不过，有许多经验研究已经揭示出：当有女朋友或自己心仪的人在场的时候，人们更愿意施舍给乞丐。
……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制宪者为了自己和后代的利益而将不宜私有化的资源设立为信托财产，交给国家去管理和经营，而这些财产的受益则应由全体公民所分享。